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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三姐告状--民国特大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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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三姐告状--民国特大刑案[转自《中国网络法律站点》]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在腐朽黑暗的旧社会,几乎一切行政、司法大权都把持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手中,他们常常凭借自己的强势地位而杀人放火、草菅人命,却照样不受追究,任意逍遥法外。

  相反地,众多既无钱也无势的平头老百姓,虽然百般遭受欺压凌辱甚至被残害致死,但也总是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最后只能“打掉门牙和血往肚里吞”。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尽人皆知的普遍现象。

  不过,事情也并非全然如此,有时候也会出现极个别的例外情形。发生在民国初年的杨三姐告状这一案件,就属此类。

  当时,年仅十六七岁的杨三姐为了替被人无端杀害的姐姐报仇伸冤,毅然不顾世俗偏见和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于对抗强权,与有钱有势的杀人犯对簿公堂。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顽强精神和凛然之气,古往今来都是少见的。

  杨三姐告状一案,前后历时一年半,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其间杨三姐虽然经受了不少挫折与重重磨难,迭受阻碍,但她却始终不屈不挠,勇往无前,与强大的邪恶势力斗智斗勇,终于使案犯伏法,替亲人洗雪沉冤。

  此案发生后,一时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因而被眼光敏锐的评剧作家成兆才迅速搬上艺术舞台,很快就成为一个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著名剧目。

  在此后数十年时间里,评剧《杨三姐告状》都一直广受大众喜爱,其所塑造的丰富人物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曾经令无数观众深受感染,大为感动。不过,艺术虽然源于现实,但却并不等于现实;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毕竟不可能完全一样。

  那么,有关“杨三姐告状”案件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姐被害,杨三姐偕兄鸣冤

  清朝末年,在今河北省滦县甸子村有一户杨姓人家。杨家是当地雇农,其主人名叫杨玉清,是一个待人和气、憨厚朴实而又能够吃苦耐劳的庄稼汉。

  杨玉清就是杨三姐的父亲。他前后共育有一子三女,杨三姐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其学名为杨国华。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的混乱时代,尤其农村经济更是凋敝落后,广大农民极端贫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杨家人口较多,负累很重,度日艰难,如果仅仅依靠替人种植几亩薄田,根本就不敷支出,难以维持生计。为了养家糊口,杨玉清不得不带着儿子杨国恩经常到乐亭去打短工。父子二人以弹棉花为业,挣的钱虽然不多,但也可以贴补家用。

  在冀东一带农村,人们向来就有结“娃娃亲家”的传统做法;有些人家甚至“指腹为婚”,在儿女尚未出世时就迫不及待地先把婚事敲定下来。

  遵循这一风俗习惯,同时也想使女儿们早日出嫁以便减轻家中的负担,杨玉清便在她们尚且年幼时就为之选好了亲家:大女儿嫁给了滦县绳家庄一户姓金的小康之家,二女儿则许配给本县高家狗庄高贵章的六儿子高占英为妻。这两个村庄,都距离甸子村不远,只有几十里地的路程。

  历来中国人谈婚论嫁,大都讲究“门当户对”,否则就很难谈成。在高、杨两家订亲时,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只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与开手工作坊的杨玉清算是旗鼓相当,所以,当时双方都对这桩婚事很满意。

  不过,高贵章与杨玉清不同,他虽然家境也不太好,但却很有生意头脑,是一个非常精明、善于算计的人。

  俗话说: “生意做遍,不如开店。”高贵章深知其中的道理。因此,他辛辛苦苦干了几年小贩之后,觉得经营瓷器很有市场,且附近货源充足,于是就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钱财在较为繁华的唐山开了一家瓷器店。在他的刻意经营下,瓷器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高贵章从此发迹,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

  高贵章成为财主以后,高家的景况便今非昔比,也有条件来培养孩子了。年龄较小的高占英因此被送进滦县传习所(即滦县师范学校的前身)去读书,期满毕业后又回到村里教书。高贵章在自家院内的厢房里办了一个私塾,招收本村及邻村的数十名儿童由高占英教授。

  眼看着儿女都已渐渐长大成人,杨玉清和高贵章便依照原来的婚约,为高占英和杨二姐举办了婚礼。因高家此时已是财大气粗,所以,这场婚事办得有声有色,相当体面和排场。那时候,不少人都夸杨二姐“真有福气”,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她本人当然也在心里暗暗高兴不已。

  可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美满,更是大大出于杨二姐的想像和预料。自从进入高家的大门后,她就发现丈夫高占英对自己的态度很冷淡,且经常找茬儿挑剔,横竖都看不顺眼。没过多长时间,高占英和杨二姐之间就几乎变成“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了。

  起初,杨二姐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心中感到很纳闷。后来她从丈夫的口中才渐渐听出,原来高占英自恃家中有钱,且又念过几年书,因而觉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家境贫寒的杨二姐。

  但这桩婚事是当初高、杨两家早就订下的,高家怎好轻易毁约?高占英又岂敢不同意?在难以毁弃前约的情况下,高占英才不得不与杨二姐成婚,将一锅生米做成了熟饭。

  既然木已成舟,照理说就应该好好过日子,但身为财主少爷的高占英却总是解不开心中的疙瘩,反而越结越大,越缠越紧。他觉得杨二姐根本配不上自己,故而夫妻间的关系越来越坏。高占英火气很大,有时甚至对妻子毫不留情地大打出手。杨二姐心中虽然感到颇为凄苦,但她身为一个贫弱的小女子,也只好百般忍耐,忍气吞声。

  就这样凑合着过了一段时间,在1918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杨二姐突然于当日夜间死亡。次日一早,高家立刻派人赶到甸子村,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杨家。

  当时,杨玉清、杨国恩父子正在外面打短工未归,家中只有杨二姐的母亲和妹妹杨三姐。送信的人告诉杨家母女说:杨二姐因患“血崩”,已于前一天晚上不治身亡。二人惊闻噩耗,顿时如遭雷击,痛彻心肺。但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日夕祸福”,既然杨二姐是“患病”而死,杨家母女也没什么好说的。

  随后,杨三姐陪着母亲前往高家吊孝。母女二人含悲忍痛,看到杨二姐的尸身时,禁不住又悲从中来,痛哭失声。

  杨三姐生于1902年,此时仅有十六七岁。但别看她小小年纪,却心细如发,而且一向很有自己的主意。正当母亲在那里呼天抢地放声大哭的时候,杨三姐突然发现二姐的嘴角尚有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血迹,而且她的右手中指被人用布包扎起来了。

  见此情景,杨三姐顿时心生疑窦。她心中暗暗思忖:既然二姐是因病而亡,她所患的“血崩”属于一种妇科疾病,那就不应该有任何外伤,嘴里更不会流血。难道姐姐的死亡别有隐情吗?

  因高、杨两家相距不远,杨二姐与高占英结婚后时常拌嘴吵架的事,杨三姐早就有所耳闻。有时二姐回娘家,也会有意无意地向妹妹吐露一些个中情由,偷偷诉说郁积心头的委屈。想想这些,再联想到眼前所看到的异常情况,杨三姐对于高家人所宣称的二姐死因,禁不住在心中怀疑起来了。

  不过,杨三姐虽然生出疑心,但毕竟没有抓住真凭实据,所以,她也不敢断定高家到底是否故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过了几天后,恰逢甸子村举行庙会,附近许多村庄的人都纷纷赶来参加。有几个从高家狗庄来赶庙会的乡亲碰见杨三姐时,又和她谈起了杨二姐突然死亡的事。这些人似乎了解一些内情,他们颇为气愤地告诉杨三姐: “你姐不是好死的!在她死亡的那天夜里,我们村有人上厕所时听见从高家传出了哭闹声。当时声音很大,折腾了好一阵子呢。”

  闻听此言,杨三姐心中的疑团更重了。这些话使她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没有错,遂断定姐姐的死其中必然大有文章,高家的人一定在撒谎!

  她立即匆匆赶回家,将高家狗庄乡亲们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家人,并说出自己的怀疑。此时,杨国恩已经随父亲从乐亭回来了。他听了妹妹一番话,认为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兄妹二人当即决定去县城告状鸣冤。

  左遮右挡,高占英欲盖弥彰

  在杨二姐被害10天后,即19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杨三姐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了滦县县衙。他们拿着事先请人写好的状纸,伸冤告状。

  当时,出面审理此案的是滦县县衙里一个名叫牛成的帮审。所谓帮审,其职位相当于副县长,主要职责就是处理各种刑事案件。了解牛成的人们都知道,这个人不是善良之辈,他自从坐上滦县帮审的位子后,曾经干过不少上下其手、营私舞弊的坏事。接案后,牛成端坐在滦县大堂之上,首先装模作样地看了看杨三姐兄妹递上来的状纸,接着又听他们陈述案由。

  面对牛成,杨三姐口若悬河,义正辞严,滔滔不绝地详细说明了自己对姐姐死因的几点怀疑,断定她并非因病死亡,而是另有原因。同时,杨三姐又举出了高家狗庄几位村民的说法为证,可谓言之凿凿,情理俱在。

  于是,牛成当即派人传讯被告高占英到堂受审。高占英来到后,仍然口口声声地辩称杨二姐确实是“因病而死”,杨三姐的怀疑毫无理由,其推断根本不成立。

  在大堂上,原告与被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双方唇枪舌剑,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见此情景,牛成感到一时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于是宣布休庭,并说等到进一步调查后再对此案开庭审判。

  几天后,牛成再次审理此案。不料,这次他的态度与上次相比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居然当堂屡屡为高占英进行开脱。而对杨三姐的说词,他却完全置之不理。牛成还申斥杨三姐说: “你小小年纪,无端猜疑,不足为据。杨二姐确系因患‘血崩’而亡,这一点已经有人证实了。”

  随后,牛成煞有介事地说: “传证人上来。”当证人上来后,杨三姐扭头一看,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高占英的同族人高作庆。此人是高家狗庄的村医,平日里常给乡亲们看病。高作庆以当事人的身份一口咬定说,自己曾经为杨二姐诊治病情,可以证明她确系患妇女病“血崩”不治而亡。

  杨三姐明白,高作庆与高占英不仅是同族,而且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因如此,所以,她认为高作庆的话中肯定有诈,因而不足以作为证据。为了揭穿他们的谎言,澄清事实真相,杨三姐当即向牛成提出了开棺验尸的要求。

  这个要求,把高占英和高作庆二人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们不由自主地双双向端坐在大堂上的牛成投去祈求的目光。牛成略略迟疑后,即对杨三姐的请求表示不同意。他说,如今人证俱在,本案事实一清二楚,根本没有开棺验尸的必要。

  对于牛成明显偏向高占英的做法,杨氏兄妹看得真真切切,心中不由得怒火中烧。他们当下断定,牛成之所以态度前后不一,一定是高家暗中做的手脚,向他行贿了。

  事实的确如此。

  实际上,杨二姐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血崩”病致死,而是被高占英杀死的。如前所述,高占英之所以杀死妻子,原因之一就是嫌贫爱富,认为杨二姐配不上自己这个财主家的少爷,因而早就心存厌弃,图谋另娶。

  不过,除了这一点外,高占英杀妻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与五嫂金玉的奸情。原来,高占英的五哥高占鳌在其父的安排下,到唐山瓷器店当掌柜,他在家中本已娶有妻子,但因常年在外,寂寞难耐,便从唐山的一家妓院里买来一个叫金玉的妓女当小老婆。金玉在当时是一个颇为“开放”的女人,没有缠足;出身窑姐的她性情淫荡,生活很不检点,被娶进高家后不久便和小叔子高占英勾搭成奸。

  高占英本就嫌弃杨家贫穷,门不当,户不对,也害怕自己奸情败露,为了与金玉鬼混起来更方便,嫌杨二姐碍眼,所以便欲除之而后快,心中渐起杀机,终于痛下毒手。

  可是,“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高占英自以为杀害杨二姐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番精心谋划竟然会被杨三姐一眼识破,并且将他告到了县衙大堂。

  如此一来,高占英顿时慌了手脚。他为了逃脱惩罚,暗中贿赂牛成几千块大洋,请求其为自己开脱罪责。牛成拿了高家的钱,当然要为高占英“消灾弭祸”了,于是,才会做出在大堂上公然偏袒他的举动。

  但是,杨家兄妹却并不是轻易放弃、遇难而退的人。他们虽然发现牛成贪赃枉法,不予公断,但仍然继续坚持告状,非要讨个说法,澄清真相,誓为亲人报仇,让案犯伏法。此时,高占英也已经发现,杨三姐和杨国恩是不好啃的“硬骨头”。于是,他多次托人到杨家说和,表示愿意用20亩地加1头牛作为赔偿,劝杨家人不要再上告。结果,所有上门的人无一例外都遭到杨家兄妹的严词拒绝。

  高占英的这些举动,不仅没能取得任何效果,反而更加坚定了杨家兄妹继续告状的决心。他们已经更加清楚地看出高占英心中一定有鬼,也更加坚信杨二姐是被高占英害死的。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饰演的杨三姐.

  开棺验尸,露真相沉冤昭雪

  杨三姐、杨国恩提出开棺验尸以查明事实真相的要求被牛成一再否决后,他们渐渐感到,此案在滦县县衙已经不可能获得公正的解决。但是兄妹二人并未因此绝望,而是准备继续上告。

  杨家兄妹奔走呼号、勇敢告状的举动,当时得到了众多乡亲的支持。因杨家原来是由本县门庄村搬到甸子村的,故在事件发生后,门庄的杨姓家族更是群起相帮,每户捐献了一块大洋,赞助杨家伸冤告状。

  在滦县告状失利后,杨三姐、杨国恩又把一纸诉状递到了天津高等检察院。该院人员接到诉状一看,很快断定此案十有八九存在冤情,于是决定接受杨家兄妹开棺验尸的请求,并由检察院院长亲临坟地现场,负责指挥处理具体事宜。

  中国人素来有“人土为安”的习俗,在亲人死后一般不敢惊动亡灵。因此,检察院决定将已经埋葬数月的杨二姐的尸身开棺检验,这在当时绝对是极为轰动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天津高等检察院将开棺验尸的时间定为”18年农历七月初二,此时距杨二姐死亡已将近四个月了。早在检验前两三天,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高家狗庄周围十数里的客店均已住满,方圆数十里的人纷至沓来。

  验尸当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上天似乎也在为杨二姐的不幸抛洒下同情的泪水。官方派人在坟地旁边搭起了一个凉棚,并备有一锅用于消毒的酒精。

  由于围观的人太多,而且大家都想凑到近前看个清楚,前面的人戴着的凉帽上都落下了被维持秩序的法警用马鞭抽开的口子。等到验尸完毕,众人纷纷散去后,地上留下了许多被踩坏的草帽,从这里也可以想见当时围观者的拥挤情况。

  当有人把杨二姐的坟墓掘开、棺材启盖后,负责验尸的人便开始检验,很快便从死者阴部取出了一把尖刀。在死者的裤内还塞满了白灰,这是高占英杀人后用来止血的。

  据知情人说,杨二姐被害的当天晚上,有人曾看见高占英在磨一把尖刀。杨二姐似乎也对丈夫的杀机有所察觉,便去找公公高贵章哭诉,说担心自己被害。
  高贵章却说:“他不敢哪!你就安心睡觉去吧!”结果,杨二姐便在当夜遇害。

  至此,杨二姐被残杀的真相完全大白于天下,无论高占英如何狡赖也已经没用了。

  不过,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杨三姐告状一案也没有在当年很快结案。在那时的社会条件下,任何一个案件若要得到公平、公正的判决,都是很不容易的。杨三姐、杨国恩也担心高家“钱能通神”,害怕此案再发生什么意外。于是,他们便在开棺验尸后再次赶赴天津,继续观察动向,等待判决结果。

  杨国恩事后回忆说:“验尸后,我们兄妹又追到天津‘顶案’,怕高家有财有势,把高占英放了。为了糊口,我只好到外国开的一个牛奶厂去做苦工,一个月挣4块洋钱。我记得,我们在天津过了一个年(春节)。几个月后,才听说有一天处死了高占英,据说是绞死的。我跑到刑场时,人早已散了。

  1919年10月6日,当时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在“本埠新闻”中发表了一则短讯,说: “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

  杨家兄妹为了防止此案再出意外,心甘情愿在异乡受苦受累,连春节也不敢回家。他们这样做,为的就是想尽快看到高占英伏法,替杨二姐报仇雪恨,以安慰她的在天之灵。在经过了二年多的漫长等待后,好消息终于到来了。这使他们百感交集,流下了悲伤而又激动的泪水。

  告状成功之后,杨国华出嫁到本县双柳树村,嫁到了一个姓薛的富裕人家。据说,这户人家属于庄户小财主,虽然有钱但却性格孱弱,娶杨国华进门是为了去“顶门户”的。杨国华出嫁后,共生有三子二女。

  杨国华出身贫寒,深知穷人的疾苦。据在薛家打过长工的人后来介绍,杨国华心地善良,心眼儿热,经常为长工缝洗衣服,对他们嘘寒问暖,经常询问其家庭生活并予以接济。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听说了杨国华这个人物后,曾经带有一半开心、一半“考验”地用刺刀恫吓她,但杨国华面不改色,视死如归。

  解放战争初期,杨国华还曾利用自己的名声和经济条件,保释营救过我方村干部。

  全国解放后,杨国华被定为富农分子。“文革”期间,她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了她应有的关怀和照顾。她生前为唐山市政协委员、滦南县政协委员。

  1982年春天,河北省滦南县政府领导亲自探望了她。1984年1月7日,杨国华病逝,享年83岁。


评剧演员谷文月与杨三姐的原型杨国华老人在一起

  搬上舞台。告状案越传越奇

  在杨三姐告状的第二年,作为评剧创始人之一的成兆才便把这个事件搬上了舞台,创作了著名剧目《杨三姐告状》。该剧初稿有70余场,涉及到100多个人物,后来虽经几次修改,但仍然保留了当初原作的基本情节。

  成兆才是滦县绳家庄人,绳家庄距杨三姐所在的甸子村和高占英所在的高家狗庄不过一二十里路。因此,该剧作者对这个事件的始末是熟悉和了解的。可以说,《杨三姐告状》一剧的素材基本上取自于杨三姐告状这桩真实的事件。

  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杨三姐告状》的剧情与告状的事实也是有所出入的。

  比如,作者为了反衬杨三姐这一艺术典型,即对她用了浓墨重彩加以塑造,却在某些方面轻写了杨国恩;剧本中关于高家串通县衙、拿出150块大洋予以调解的情节,与实际情形也有差别。

  在《杨三姐告状》中把高占英谋害杨二姐的原因,直接归于他与其大嫂、五嫂通奸,既不全面也与事实不相符。

  高占英与五嫂金玉通奸是可能的。就在事件发生后,金玉很快出走,到唐山刘屯南的明月庵中当了尼姑。后来,她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把中共方面的情报出卖给敌人,被人民政权镇压。

  但是,高占英与大嫂裴氏通奸则大有质疑。据高家狗庄老人们回忆,裴氏不仅性情忠厚朴实,并非风流淫荡之人,而且在事件发生那年已将近半百。杨三姐告状案件之后,裴氏又一直在高家狗庄生活至病故。因此可以说,没有任何证据或迹象表明裴氏与高占英有染。

  可以肯定,高占英谋杀杨二姐的直接原因是嫌杨家贫穷,这一点在剧本中也有所透露。如杨二姐被害后,高占英便匆匆与曾家湾孙家财主的小姐订亲。如果高占英只是出于同其大嫂、五嫂鬼混方便,这一点是难以解释的。

  那么,剧本中写的高占英与其大嫂、五嫂通奸,且发生了其大嫂、五嫂争风吃醋的情节,究竟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大概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方面,是由于受“奸情出人命”的习惯认识的影响,加之人们比较津津乐道于“桃色新闻”。剧中安排杨国华兄妹抓住这点上告,虽无确凿证据,却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剧本是在 1919年搬上舞台的,作者可能考虑到当时人们的欣赏水平,为了提高演出效果,追求票房价值,于是有意渲染了这方面的情节。在当时的大多数评剧中,也都可以看到这种倾向。

  另外,《杨三姐告状》剧本中的高拐子的确是以高家狗庄的村医高作庆作为模特儿的,而且高作庆腿确实有点儿瘸,只不过戏中有所夸张而已。但是,他事先是否参与谋划杀害杨二姐一事,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可查。

  实际上,只是在杨家告状后,高家曾用10块大洋收买他作伪证,证明杨二姐是因为妇女病“血崩”而亡。剧中描写高拐子的老婆费氏也和丈夫一起参与了这件事,其实,费氏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并未参与此事。

  除了以上几点,剧本中还说告状、验尸、结案都在当年,并说高占英是在验尸后即被当场处决的。这些也都是根据舞台限制和情节发展的需要而安排的。

  当然,《杨三姐告状》作为艺术创作,存在以上与事实不相吻合的情节是无可非议的,甚至在有些时候也是必需的。否则,就可能达不到最佳的艺术效果和足够的感染力。

  最早负责审理此案的滦县帮审牛成,因收受高家的贿赂,后被解职,又到冒图任县长。在《杨三姐告状》一剧被创作出来并上演后,该剧在冒图县曾被禁演。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剧目对于奸邪之辈确实是很有杀伤力的。

  常言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上之人能够结为夫妻,实在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上天赐予的姻缘。照此而论,人们理应倍加珍惜这一份难得的感情,彼此悉心呵护、相濡以沫,以求白头到老、百年秦晋。

  可是,从现实生活来看,夫妻间真正能一生过得和和美美、甜甜蜜蜜的其实并不太多。一般的夫妻都会经常磕磕碰碰,但所谓“夫妻争吵不记仇,不碰不撞不到头”,寻常的拌嘴吵架的确是家常便饭。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歪心邪念的作用下,使夫妻间的矛盾升级、恶化,甚至视如仇敌、拔刀相向,最终酿成惨祸。

  此类案件,古往今来的确发生过不少。而杨三姐告状案件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告诫人们务必防微杜渐,珍惜夫妻间的感情和缘分,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因小失大,自误前程。



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杨三姐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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